倪兰抢到了一台制氧机。
她和母亲生活在安徽省中部某城市，去年12月，母亲感染新冠导致肺炎住院，入院四日，母亲症状加重，意识模糊，“白肺”面积40%。ICU医生问诊后为难地表示，医院只有二十台呼吸机，不够用，只能等。
经过一系列治疗，到了1月，倪兰的母亲眼见好转，人清醒了，能吃下饭。医生一直劝导倪兰，待在医院容易交叉感染，建议她带母亲先回家吃药、氧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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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没有拒绝。配药方便解决，但母亲住处最近的氧疗点有三五公里远，交通不便。虽说母亲已达到医生判断的出院标准，不吸氧还是会血氧跌到91%，“起床上个厕所都喘得厉害”。这让倪兰忧心忡忡，早在母亲住院期间，她就开始试图网上买制氧机，一连数天，各个网购平台都显示缺货。她幸运地在母亲出院后一天抢到了。
倪兰的母亲在家自测血氧，显示为91%。 受访者 供图
新冠第一波感染高峰出现后，各地不同层级医疗机构相继承压，需要量入为出地使用病床。 病人何时出院，医生手中的标准灵活而不易把握。
澎湃新闻记者采访了多位不同地区、不同层级医院的医生，除了参考第十版《新冠诊疗方案》，他们均提到要综合考虑病人的身体情况，包括血氧和基础疾病严重程度，也有医生谈到要考虑病房的实际承载能力，甚至病人的经济条件，比如是否负担得起制氧机。
出院后重症病人的后续治疗，也持续考验基层的医疗水平。
腾出一个病区，很快就收满了
去年12月中旬，在北京某三甲医院，医生们前往急诊抢救室时，不得不放慢脚步。
该院医生吕宏对记者形容，急诊科收治的病人挤满了过道、卫生间门口、医生办公室、护士配药室，后来没有床位，有一些病人就歪在轮椅上，输着液。有二十张床的抢救室里，一度有一百个需抢救的病人。百米开外的发热门诊，病人们排起长队，数个小时，缓慢地前行。
12月18日，吕宏所在的科室腾出一部分床位，改成新冠病房，接收急诊的病人，收治的病人由急诊科往里搬。又一个科室腾出了一个病区，也很快就收满了。
在这背景下，医院管理层给各科室下了硬要求：每天至少腾出10%的病床，接收新收治的重症病人。原有的住院病人，要不送重症监护室（即ICU），要不转诊、出院，医院ICU原也只有二十张床，与楼下抢救室一样，膨胀数倍。
有的病人不发烧了、精神头儿好，化验指标也见好，吕宏会劝他们转诊或出院。他解释，肺炎病人的肺部CT表现会滞后一些，而且医院的CT室排队实在太长了；有些病人还得用经鼻高流量吸氧的、上激素与抗生素的就转入二级医院，更好点的直接出院。
有些病人的血氧只有91%，但是相比昨天不到90%，已在进步，吕宏也劝出院了。他期望一些病人的家属已在家备好制氧机。
吕宏说，一些病人经历过在急诊等病床的压力之后，即使症状改善、康复前途明朗，也不情愿出院，担心再犯病了，再进来又困难。他只能耐心劝说，病房里都是新冠病人，有交叉感染的风险。
不过，他觉得自己联系二级医院要床，没有什么压力。他所在的三甲医院是人等床，而下级医院是床等人，跟交接的医生说明治疗方案就能送走。
但是，在另一些地区，即便是三甲医院，“转诊”无法成为选项。
李冰在海南一家三甲医院工作，虽然处于地级市，但市区之外，并没下属的县级市，只有乡镇。而一些乡镇卫生院是没有住院部的。
1月10日，李冰对记者说，最近医院的ICU扩张了大约三倍，每天，他所在的科室出院多少个病人，急诊会很快送来多少个病人，几乎腾不出整理病床、给床消毒的时间。他科室里的医生基本“阳”过一遍，最近白夜班连轴转，对于病房医生，收一个新的病人，意味着更大的工作量，要检查、与急诊医生和家属沟通、写病历。
在他们的工作里，没有转诊或转居家氧疗这种可能。有些病人的病情已不危险，进入对症治疗的阶段——需要化痰的吃氨溴索，咽痒的吃地氯雷他定，以及调理下高血压、糖尿病等基础疾病，血氧达不到93%的继续吸氧。另一边，急诊的人在微信群里等着他们报空余病床，甚至亲自跑来他们病区，看有没有床，令人感到疲累。
李冰眼见病人太多，不仅急诊科的人在到处找床，ICU也成立了新的病区，用来收治已结束ICU治疗、但又无法送入普通病房的病人。
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朱恒鹏曾在文章中提到，中国存在过度住院现象：“美国著名的大医院，例如麻省总医院病床不到1000张，梅奥诊所不到1500张，而中国三级医院的病床数平均达到905张，其中三甲综合医院病床数更高。”
麻省总医院医生杨乔欣对记者说，2020年下半年，美国流行毒力更强的新冠原始株，送来的肺炎病人，不送ICU的情况下，住院周期是5天左右，有一些病人三天就出院了。杨乔欣认为反应炎症的C反应蛋白比较关键，明显越过高峰就可以，不用等它跌到正常位置。
大医院较高的床位周转率，需要医院附近及各个社区里的康复治疗机构配合着。杨乔欣说，在美国，病人进入康复阶段，可以送康复治疗机构，机构的医生每周只查房一两回，主要靠治疗师观察、保证营养；病人可以在康复机构里吸氧，住上两周；也可以在家自备一个制氧机，再请一个“家访护士”，隔天上门看一看康复情况。
这些机制可以减轻医生的压力。持续监测出院病人的情况下，他估计少于10%的病人会在一个月内被送回医院，“不比其他疾病更高”。
他说，当地2020年上半年也走了一段艰难的路，那时候，口罩、ICU医护、设备都不够用，康复机构也不够用——杨乔欣的理解是，那些机构也怕新冠。于是，医院里“压床”严重，病人无法出院。后来，辟出几家专门收新冠病人的康复机构，情况才有所好转。
“什么情况出院才是安全的”
从李冰的工作的三甲医院出来，开车一两个小时就是海边，路上会经过一些下级医院。但是，即便被急诊科催着，李冰也不会开口劝病人转诊去这些下级医院，因为那里病房较破旧、窄小，药不全，也不一定能吸上氧。据他所知，这些医院没有中央供氧系统。也许他们有氧气瓶，但无法确认能同时供给几个人吸氧。
2020年前，李冰尝试过把病人往小医院送，“很多地方新病房建了，盖新楼了”，他想试试把ICU出来的病人转去，小医院却怕治出事故，不敢收。
“不敢”是双向的。采访中，有其他的县医院医生对记者表达对本地乡镇卫生院的不信任，有时候，会在接诊中看到基层医疗机构的能力欠缺。
虽然吕宏能对接上二级医院，大城市的医生也不一定能顺利为康复期的病人顺利办理转院。
一名广州三甲医院呼吸内科医生刘刚对记者说，二级医院的床也不多，而且，“病人既然来了三甲，就不会因为报销比例的问题转回去二甲，都是治好了才愿意走。”
三甲医院还可能遇到下级收满的情况。1月初，一名武汉三甲医院医生接受其他媒体采访时表示，科室里“收的三分之一的新冠病人，都可以在基层医院治疗”；他所在医院的二三公里之外即是一家大型二级医院。1月16日，该院呼吸内科医生回复记者，没有三级医院转来的病人，病房里所有病人都是本院收治的，工作量很大，危重病人多。
记者从河南多位乡镇卫生院院长处获知，当地有些乡镇卫生院没有病房；办得好的卫生院，就会在疫情中收满病人，无暇为上级机构提供什么。
1月中旬，有的卫生院有了空的病床，但没有收到转诊的病人，一名河南乡镇卫生院长回忆：“以前有过这事，来回转诊，医院预留床位给乡村医生转诊的病人，好转后再转回村里，后来不了了之。”
根据去年12月初发布的新冠分级诊疗方案，亚定点医院只接收普通型、高龄与有严重基础疾病的无症状感染者与轻型病例，但对于能力较强的基层医疗机构，病人涌入的时候，还是会“应收尽收”。
重庆一乡镇卫生院平时能做一些小的手术、能给人治肺气肿，早已装好中央供氧系统。一共有八十张病床。院长张强对记者回忆，12月底到1月5日左右，卫生院压力最大，一度有118名住院病人；在他印象里，其中“30%-40%是肺炎病人，40%是有基础疾病的病人”。他说，住院的肺炎病人是看着有“白肺”倾向的才收治，轻度感染、年纪也不特别大的，都在门诊输液。
张强的父亲也有点肺部感染，住不进县医院，张强看着用药和卫生院差不多，自己收治了父亲。卫生院有两名职工也因肺炎住进了自己单位的病房。
张强对记者说，如果是高龄、有基础病的新冠患者，即便症状减轻，劝他们出院会有很大的心理压力。他感到，难以判断什么情况出院才是安全的，“除非他们愿意出去，否则我们不会（强求）”。
最近，张强管理的卫生院有了空床，但没有收到上级下转的病人。据他观察，从医院出院后来门诊吊水、吸氧的极少。
有一些地区的医联体结合更为紧密一些。1月15日，湖北一家县医院呼吸内科主任胡阳告诉记者，院内有一个专家小组，判断哪一些稳定期的病人可以送乡镇卫生院康复，“一个人不敢拿这个主意”。
在疫情高峰期，乡镇截留了一部分重症病人，最近情况好转，卫生院有了空床，胡阳说能把稳定期的病人往下级卫生院送了，不过数量不是很多。
县医院一般有900个住院病人左右，今年，高峰期扩充到1200个住院病人，胡阳觉得炎症指标越过峰值，血氧超过90%就可以出回家。按他理解，有些老人皮肤凉、血液循环不好的，测出来的血氧都低，没有呼吸困难的症状就可以。他很少和病人提掏钱准备制氧机的事，觉得不现实，“我们这地方经济条件差。”
居家氧疗的可能
张强对记者说，有一些病人不想出院，但目前“压床”不严重，一是因为经济问题，住院有些花费；二是因为春节临近，老人的子女返乡，都有人照顾；三是因为“农村有些人，能自己扛过去的时候，可能基本不管（治疗）”。
一名江苏某县医院呼吸内科医生也表示，在收治阶段，卫生院代替县医院分流了一部分病人，县医院的新冠病房里住的是“县里的重症病人和农村危重病人”；而在治疗后期，他不会建议农村人转院康复，而是治疗到没有明显症状，直接办理出院。他说，农村病人往往节约一些，不想留院观察：“农村人大多征求医生意见，如果问题不大，可以提前出院就出院，毕竟年关。”
他也不把在家用制氧机当做一种可能，因为：“农村留守老人不太会用。”
1月16日，一名浙江省县医院院长接起记者电话，语气疲惫：“现在县里还是病人很多。”该县把需要上呼吸机、经鼻高流量吸氧的病人收入县医院，可以用一般制氧机吸氧的轻症病人在乡镇卫生院，出院标准之一是血氧达90%；虽然，当地一直有“家庭病床”的做法，即重病人居家，由乡镇卫生院统筹，医生上门服务，不过，目前并没有医生携制氧机帮助患者居家氧疗的机制，在他看来“这很麻烦”。
1月2日，公益组织NCP生命支援启动制氧机漂流计划。该计划的最初目标是支援无法及时住院的病人。1月17日，该组织发起人郝南对记者说，最近，为即将出院的肺炎病人向他求制氧机的越来越多，据他观察，一些地区仍处于重症高峰期，肺炎的病程较长，一些血氧较低的病人被催着出院，可能与当地的呼吸内科仍在鏖战有关。
即便是出于公益的目的，郝南自己去求制氧机，也感到很不容易。他对记者说，通过他们的问卷形式登记愿意转让的制氧机主数量不够多，难以匹配求助需求，志愿者们一一打电话了解，除了一些拿着保健制氧机搅局的，大半都是想有偿转让；他们考虑着地理位置远近，把潜在的买家和卖家拉到一个群里，又经常因为价格的原因谈不拢。一台5升的医用制氧机市场标价大约5000元，有的求制氧机的人表示，不能承受。
另一方面，“后台好多人问我，家里有老人，该备一台什么样的？”郝南想到，每个人为了自己的家人考虑，（提前囤制氧机）又有什么谴责，有什么可责备呢？他一边这么想，一边回复，“现在别备。”
1月19日，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田玉龙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，制氧机4天内日产量提高280%，最高日产量可超2万台，“供给已能满足医疗机构基本需求”。
资源有限的情况下，NCP生命支援找到制氧机，仍然紧着情况危险的居家老人。对于要出院的重症病人，郝南一般劝他们，先找社区解决。
国内一些城市的社区已可以提供灌氧，麻烦的是，郝南观察到有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，制氧机无法24小时运转，而且灌氧设备的压力不够，没法给容积较大的5到10升的瓶子灌氧。这种氧气瓶“医疗器械商店能买到”。他建议，患者家属可以去医用氧气厂充气，也可以干脆买一批容积一升的瓶子，就是比较沉。
1月18日，记者在购物平台上搜索“制氧机”，虽商家保证“尽早发货”，但客服都无法承诺有货或说出准确的发货时间。
记者询问多家制氧机网店，均表示无法保证到货时间。
据美国互联网医疗健康信息服务平台WebMD，低氧血症可能造成缺氧，即身体各个脏器收不到足够氧气，进而伤害机体。官网介绍，缺氧的常见症状包括，皮肤颜色发蓝、或呈红色，意识模糊，咳嗽，心率加快，呼吸急促等。出现缺氧症状应及时送医。
严重的肺炎可能造成的后遗症之一是肺损伤，导致病人血氧长期处于较低的水平。英国心肺研究所的一项研究跟踪了3700名曾于2021年因新冠入院的患者出院后240天的表现，发现约11%的人有不同程度的肺部异常。
农业农村部总农艺师、发展规划司司长曾衍德在1月18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，“正在为每个乡镇卫生院免费配备1台制氧机”。
不同地区配置氧疗设施的情况不同。1月17日，浙江省某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告诉记者，这次疫情之前，该县所有乡镇卫生院和一部分村卫生室可以提供病人吸氧，“一些偏远山村还不能”。吸氧对于院前急救和慢性病的治疗都有作用。
他们幸运地在2022年8月刚办好中医院搬迁，新址面积较大，因此相对平稳地“应收尽收”，只是医疗人员和设备的配备仍需快速扩张。他说，当地出院标准是血氧回升至95%。
2022年12月底，公益组织“大爱清尘”对一些重庆、陕西、湖南等地的县医院和乡镇卫生院进行调查，结果显示，80% 紧缺制氧机，其中 17.5% 没有制氧机。
组织康复活动，也需因地制宜。“大爱清尘”副秘书长曹瑞珩对记者说，以尘肺病的医疗来看，由于一些尘肺病患者居住地距离县医院太远，因此他们一般与乡镇卫生院合作，成立尘肺病康复中心；而乡镇卫生院，仍然距一些患者家有几十公里。所以，也要以村为单位开展康复活动。
（文中倪兰、吕宏、李冰、刘刚、张强、胡阳为化名，澎湃新闻记者刘浩南、何锴、实习生贾芳对本文亦有贡献。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