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斛先生是徐悲鸿院长的得意门生，1942年，他考入重庆中央大学艺术系，在徐悲鸿、黄显之、吕斯百、傅抱石、谢稚柳、李瑞年等先生的指导下刻苦学习，成绩优异。李斛原本是学油画的，基本功扎实，尤以素描、肖像画见长；他运用中国笔墨，借鉴西洋画法，表现长江夜景和蜀地风光，既有民族特点，又具时代精神，徐悲鸿见后特别兴奋，欣然题词——“中国画向守抽象形式，虽亦作具体描写，究亦不脱图案意味。李斛弟独以水彩画情调写之，为新中国画别开生面”“以中国纸墨用西洋画法写生，自中大艺术系迁蜀后始创之，李斛仁弟为其最成功者”，真乃殊荣。
关汉卿像 李斛
1946年，徐悲鸿到北平担任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（中央美术学院的前身），他不仅带了自己的得意门生，如吴作人、王临乙、滑田友、李瑞年、冯法祀、艾中信、孙宗慰、宗其香、韦启美、戴泽、蒋兆和、李苦禅、王青芳等，还特邀叶浅予、李桦、李可染、董希文、周令钊等前往，共同组建一支强大的教学团队。李斛因家中困难，暂时留在四川老家，1948年，徐悲鸿命宗其香到四川请他来北平任教。
(资料图片)
李斛到北平后，被安排在清华大学营造学系任助教（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前身），深得梁思成先生的赏识。如此安排，用意何在？这就要谈谈梁思成所在的建筑系与徐悲鸿所在的美术系的关系了。
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国立北京艺术专门学校（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的前身），也就是闻一多先生任教务长的时期，建筑专业是包含在美术专业里的。梁思成与徐悲鸿是好友，他们深知教育之于中国的重要意义，也就在人事上形成互通有无的关系——徐悲鸿的学生康寿山，还有李宗津、吴冠中，以及中央美术学院的毕业生曾善庆、程国英、王乃壮等，都被抽调到或分配到清华大学建筑系工作。
那段时间，李斛的创作发生重大转变，他着力表现新中国生产、生活的新貌，对时人情绪和心态的刻画也日趋成熟。这在一定程度上，使他对写实主义有了更生动的理解，从而在教学过程中不断调适与反馈。
1951年，李斛调到中央美术学院，徐院长让他去中国画专业任教，在水墨人物画科与蒋兆和先生挑大梁。二位先生不负众望，培养了众多专业人才。
江帆 李斛
其实早在1943年，徐院长就曾撰文：“写实主义足以治疗空洞浮泛之病，今已渐渐稳定，此风格再延长二十年，则新艺术基础乃固，尔时将有各派挺起大放灿烂之花。”对徐院长而言，从1943年往后的二十年，若想使写实主义的新风格根基牢固，需要一支强有力的教学团队。徐院长太重视这个教学团队了，所以他带头执教，倾其所学，使这支团队逐渐成为中国美术教育的核心力量，李斛先生就是团队中不可或缺的一员。
徐院长是1953年9月逝世的，逝世前，他已两次因病住院，身体很虚弱，但他不放心，还要去学校指导学生们的作业。当他看到学生们手握一把削尖的铅笔，以所谓“学习苏联”和“民族化”的方法画素描时，他着急了——照这样画下去，每个作业都要耗费几十节课的时间，画的光滑细腻、呆板繁琐不说，还会把学生们的感觉磨钝，进而丧失新鲜感，这是他极力反对的。
回到家，他翻箱倒柜，找出几张十九世纪法国画家布格罗的作品。布格罗的画极光滑细腻，是典型的乡愿体、学院派，很俗气，虽然时髦过一段时间，早已被人遗忘。第二天，在廖静文师母的搀扶下，他来到学校和学生们说：“所谓‘院体’，就是画很平板光滑、很俗气的那种，万不可效仿。要认清优劣，抛弃不良影响……”
所以说，写实主义是有高低优劣之分、雅俗好坏之别的，而素描是写实主义造型的一把钥匙，从徐院长的素描、李斛先生的素描以及人物写生中，都能感受到极强的艺术性，也能体会到那种新鲜感。如今不少所谓的“写实”作品，像是像了、准是准了，却没有艺术性，已经到了俗不可耐的地步。
李斛先生不仅才气突出，功底深厚，从徐院长对中国人物画改革、创新的意图来考虑，他也是极佳的人选。不过任何事物都有其遗憾的一面——李斛先生五十六岁就因病谢世了。令人稍感欣慰的是，他桃李满天下。
最近，“将何之：李斛与二十世纪中国绘画的现代转型”展览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举行；“将何之”原本是李斛先生一张小画上的题字，似乎也是他对自己、对时代不懈思考与探索的缩影。这个展览意义重大，我们可以平心静气地回顾、参照、比较、研究，再度认识李斛先生在中国画现代转型中所扮演的角色，为当下的中国画创作寻找出路和参照。
回望历史，新中国的美术成就离不开那代美术工作者的艰辛探索与艰苦奋斗。纪念他们，感谢他们，向他们学习，是我们的使命。
（原标题：李斛先生“将何之”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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